中國青年報:新中國科技70年啟示追問,科技強國還差些什么

2019-10-21 10:21:03

76歲的中國工程院院士、中國科學院計算技術研究所研究員李國杰說起新中國科技70年,拋出一個引人注目的觀點:在新興領域,要像重視國家實驗室一樣,重視企業里的創新實驗室。

他以信息領域的重大發明為例,集成電路、晶體管、主流操作系統等成果多是出自企業;而在70名圖靈獎得主中,只有萬維網的發明者蒂姆·伯納斯一人來自國家實驗室,其余都來自大學和企業。我國能否從中得到一些啟示?

李國杰的這番話,是在不久前中國科學院第七屆戰略與決策高層論壇上說的。這是一場足夠稱得上高端的論壇,發言嘉賓的數量不多卻頗具分量,他們中有“科”字頭部門機構的負責人——科技部部長王志剛、中國科協書記處第一書記懷進鵬、中科院院長白春禮、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主任李靜海,等等;也有科技領域的頂級大咖——中科院院士王志珍,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獲得者、中科院院士趙忠賢,等等。

這些人要討論的問題,是新中國科技70年發展的成就和經驗,宏大卻具有現實意義。正如李國杰所說,70年來,我國科技發展取得傲人進步,現在比歷史任何時候離實現科技強國目標都更加接近。

不過,這些年留下來的模式、經驗在未來是否依然適用,哪些需要繼承、哪些需要補充、哪些需要揚棄,都有待進一步梳理。

“兩彈一星”成功之道能否延續至今

說到屬于新中國科技的70年,不得不提“兩彈一星”。

作為參與“兩彈一星”工作和工程科技一線科學家,中國工程院原副院長、中國工程院院士杜祥琬至今記得那段用汗水、熱血和青春譜寫的光輝歲月。他說,以鄧稼先為代表的兩彈元勛,以及一大批無名英雄,用一種深沉的家國情懷,支撐大家戰勝了當時物質條件的匱乏和工作生活的艱苦,在青海草原、戈壁沙漠、四川山溝創造了可歌可泣的動人事跡。

其結果是,我國用很少量的核實驗次數,用較低的經費投入,在較短的時間內突破了原子彈和氫彈——從原子彈到氫彈,美國用了103個月,蘇聯用了75個月,中國只用了32個月;核試驗次數方面,美國有1030次,蘇聯有715次,而中國只有45次。

“我們為什么能做到?這是今天很多年輕人不解的問題。”杜祥琬稱之為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核武器發展道路,首先來自黨和國家的正確決策,全國一盤棋、上下一條心、大力協同,充分發揮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制度優勢,這是取得成就的保障。同時,全國形成了科技攻關的協作網——不僅有核武器研究院、核試驗基地、部隊的科研力量,還有中科院、大專院校有關工業部門的大力協同。

一個緊接著的追問是,這種成功之道還能延續嗎?杜祥琬給出的答案是肯定的。一個最佳佐證就是誕生于1986年的國家高技術研究發展計劃,也被稱作863計劃。

杜祥琬曾參與其中的激光技術項目,他說,863計劃一個重要特征就是建設國家隊,由跨部門、有優勢的研究單位聯合組成研究團隊,由不同單位的優秀科學家組成專家組,把國家主管部門的戰略決策、專家組的技術決策和管理決策,以及行政單位的支持保障有機結合;同時在市場經濟條件下,競爭機制和國家戰略目標協作機制相結合,把自主創新和開放交流相結合。

30多年過去了,863計劃支持的諸如高性能計算機、高速信息網絡、天地觀測系統、超級雜交水稻、抗蟲棉等人們耳熟能詳的成果,已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。

“這就是對‘兩彈一星’成功經驗的傳承,在改革開放時期結出果實。”杜祥琬告訴中國青年報·中國青年網記者,從“兩彈一星”到863計劃,一以貫之的還有科學精神,求真是科學精神的核心,創新是科學精神的特征,家國情懷、使命擔當是科學家精神的靈魂——這些,在新時代同樣需要傳承。

固有科研模式會否延緩科技強國進程

在白春禮看來,中科院就是集中力量辦大事這一制度優勢的充分體現,集中有限資源重點突破,引領帶動我國的科技綜合實力。不過他同時提到,隨著5G和萬物互聯時代到來,如何更好地順應社會大變革的趨勢,跟上數字化轉型步伐,對國家科研機構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提出新的挑戰。

李國杰說,半個世紀以來,我國已經形成從基礎研究,到應用研究,再到成果轉化的線性科研模式,這一模式曾取得不俗成就,但在經濟社會進入新時期后,繼續沿用固有的科研模式,可能會延緩我們實現科技強國的進程。

“把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分為絕對的上下游關系,并不利于科學技術的發展。”李國杰說,科學和技術是平行的,沒有絕對先后,發明和發現是相互促進的有機整體,重大的發明往往包含新的發現。

他說,我國在基礎研究投入已達5%,雖然還不夠多但已有明顯提升;相比之下,近幾年對應用研究的投入卻在下降。“我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,更應該鼓勵應用研究多做源頭創新,克服重論文輕發明傾向,重視基礎性發明”。

他就此進一步談到,要改變科技成果轉化的觀念,真正推動企業成為創新主體。

這位曾創建曙光公司并擔任董事長的科學家說,當前一些成果轉化的思路是“從技術出發找市場”,但這在他看來是違背企業發展規律的做法,一個企業一旦有技術需求,將會千方百計尋找、吸收有價值的技術,而不會等著科研院所或高校來進行所謂的“成果轉化”。

“我們要認識這一問題的嚴重性和緊迫性,促進大批高端的技術人才走進企業,或者讓大學和科研單位的科研人員以更加靈活的方式,參與創新企業的基礎性前瞻研究。”李國杰說,真正的技術轉移只有兩條路,一個是提高企業的自主創新能力,一個是形成市場牽引的創新生態環境。

李靜海也談到這一問題,他說,基礎研究、應用研究以及工程研發三類研發活動的非線性互動關系,已經成為各國提升國家創新體系效率的關鍵。

在他看來,科學前沿和需求導向應該做到“兩條腿走路”,這兩方面科學問題的凝練機制十分重要,這種互動關系應當是下一步科技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。

培育更年輕的優秀學者成為當務之急?

在科技部原部長、中科院院士徐冠華看來,我國邁向世界科技強國的另一個挑戰,是人的因素,簡單來說就是世界級科學技術專家和戰略科學家的嚴重缺乏。

早在2013年,我國科技研發人員總量就已超過美國,并連續6年穩居世界第一位。但多年過去,卻鮮有頂尖科學家的問世。

徐冠華給出兩組數據,第一組有關美國:從上世紀到21世紀第14個年頭,美國自然科學諾貝爾獎獲得者有308人,占全世界諾貝爾獎獲得者的47.5%,獨占鰲頭。相應地,頂尖人才的集聚在很大程度上,讓美國成為全世界原始創新能力、新興產業發展能力最強的國家,幾乎主導全球信息、網絡、空間、生物、新能源、納米材料等新興技術產業的發展。

另一組數據關于日本:進入21世紀后,日本18年間18人獲得諾貝爾獎,平均每年一人,獲獎人數僅次于美國。與此同時,日本的硅晶圓、合成半導體晶圓、光刻機、靶向材料、封裝材料等14種材料占全球50%以上的市場份額,長期保持著絕對優勢。

“可見,頂尖人才的存在,往往決定著一個研究機構或隊伍的整體水平和實力,而他們所帶動的基礎研究,對技術創新具有顯著的溢出效應!”徐冠華打了一個比方,一個國家的人才儲備就像一座金字塔,頂尖人才位于金字塔的頂端,頂尖人才越多,意味著塔基和塔身越寬厚,巨大的金字塔的塔基支撐了不同高度、不同層次人才,其中不乏數以百萬千萬計的年輕人才。

也因此,他再一次為青年科技人才鼓與呼——要把培養重點放在中青年人才上,對于優秀中青年人才,不僅要給待遇、職務和榮譽,更要給事業,“但我國當前對中青年的培養和大膽使用仍顯不足”。

李靜海也認為,培養更年輕的優秀學者和鼓勵原創是當務之急。

一份針對20世紀547位諾貝爾獎獲得者的統計顯示,他們的成果多是誕生于30-45歲的年齡,其中35歲左右取得的成果最多——青年是創新活躍期和高峰期。

李靜海說,年輕人思想活躍、思維還未形成慣性,容易產生原創思想,所以把鼓勵原創和年輕人才培養聯動起來,更有利于產出重大科技成果。據他透露,國家自然基金委正在研究如何辦好這件事。

值得一提的是,當天他還給出培養人才的另一個視角:學科交叉已成為新科學突破的主要途徑。

最新統計顯示,過去18年諾貝爾自然科學獎中,學科交叉成果的比例已經從上世紀的20%,上升到40%以上。李靜海說,過去一個多世紀以來,人類知識不斷積累,初步描繪出知識體系的邏輯和構架,這不僅為學科交叉創造了條件,也為優化學科布局和科學管理提供了依據。

“各種學科交叉研究機構層出不窮,傳統的學科布局和科研組織模式已經不能適應科學技術的發展,這些,都必須引起我們高度的重視,并采取措施!”面對同行專家,李靜海反復提醒道。

(原標題:新中國科技70年的啟示與追問——科技強國我們還差些什么)

(摘自《澎湃新聞》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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